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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中国古代生物多样性观念及其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
- 作者： 龚光明 严火其 日期：2016-12-05 来源 ：农业考古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biodiversity preventing idea Use disasters China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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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研究
- 作者： 龚光明 日期：2010-06-05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观念 防治技术 农作物害虫 中国古代
- 描述：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丰歉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因此,农业害虫一直受到关注,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其规律及应对措施。在生产实践中,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同时期害虫观念的变化对防治政策的制定及防治技术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农业害虫以蝗、螟、好蚄及未知名害虫为主,次数依次为902、65、38、111。其他害虫只是零星为害。蝗灾数量、为害程度远超出其他害虫。各种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但发生月份稍有不同。一年十二个月均有蝗灾和未知名虫灾,有三个月无螟灾、五个月无好妨灾。各虫灾爆发的最高月份均不同,但都在夏、秋季。虫灾频率除明清稍低于前代外,基本呈递增趋势；波及的地域范围,后代都比前代扩大。 不同时期害虫观念、防治技术各具特色,但也有共性。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认为天地人是统一整体,相互间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和谐的伙伴。只有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才能健康有序、没有灾害。先民还认为生养万物是自然的本性,昆虫万物和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具有同样的生存权。人类应视其为自己的同胞、伙伴。作为地球上的平等公民,昆虫也有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它们在自然界处于特定的位置,起着独特的作用。自然界固有的食物链关系使所有事物关联在一起,对人类无用或有害之物,对它物却必不可少,最终也会和人联系起来。 在此观念指导下,先民认为人类背离自然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致使阴阳失调、产生害虫。主张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及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作用防治害虫,反对把害虫视为有害生物。因此,强调顺天时、尽地利,充分把握与利用各种自然因素,使农作物在最有利的环境下生长、发育,从而增强抗虫性能。在应对害虫的具体技术上,尽管各有差异,但都主张多种技术综合利用。其中农业和生物技术因充分体现了自然控制作用而更受重视,各代害虫防治技术则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害虫防治,各从不同角度制定了防治政策,以提高防治效果。但不同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害虫观念仍呈现出多样性,并产生与此相应的防治技术。 先秦,因认识相对贫乏,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把自然万物神秘化。产生天降害虫的观念,因此祈神消灾成为应对害虫的主要方法。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失时”产生害虫。并通过各种“时禁”约束人类不合时宜的索取行为,设有相应官职确保禁令的执行。但除虫官职及其所用药物主要针对室内等害虫而非农作物害虫。强调“得时”与深耕防除害虫。本文认为,先秦并未采用火烧蝗虫技术。 秦汉,董仲舒提出灾异“谴告”说,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引起上天的反应,人事是因,灾害是果。因此要求人君及时警觉、改过以消除虫灾。但王充认为天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不会对人事有所反应,各种祥瑞、灾异都是自然而然,害虫也如此,反对灾异谴告说。汉人认识到害虫发生需要一定的温湿条件,有其自身的规律。已开始遣使捕蝗,并采取激励措施。除适时播种防治害虫外,还主张保存新雪以冻死害虫,及通过处理种子防治害虫。应对蝗虫主要是人工捕杀及挖沟捕蝗技术。 受天人感应说影响,魏晋南北朝也认为害虫是人事过失所致。玄学家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认为昆虫万物都是自然自生自化的结果,主张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法则,否则就有虫灾。认识到害虫不喜食黍豆,对蝗虫由卵至成虫的演化过程及钻土习性有了精细的观察。政府明令禁止昆虫未蛰放火烧田,以免伤杀昆虫。农业技术方面,一方面认识麻等作物重茬易生害虫,提倡合理轮作。另一方面注重培育抗虫品种。已出现坑埋蝗虫法,但因未能把握蝗虫钻土习性,致使蝗虫钻土复出继续为害。开始利用害虫天敌防治害虫,表明人类对自然事物间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进而发展为有意识地利用、保护天敌防治害虫。 隋唐五代“德化”说盛行,认为蝗是天灾,是人君失德所致,只要人君勤政爱民、修德改过,虫灾就会消失,不能以人力捕杀。但姚崇反对此说,他以事实证明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同时儒、佛、道并行对害虫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认为昆虫万物和人类享有平等的生存权,人类应像关爱自己那样关爱万物,反对在万物生长发育之时大兴土木损害昆虫,主张给它们正常的生长繁育机会。除遣使捕蝗外,隋唐还设置救灾使职,通过监督、安抚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灾害制度的管理,地方也设有相应官职。认识到蝗虫惧怕幡帜、金声的特性,从而利用它吓跑蝗虫。姚崇把火烧和坑埋结合起来取得治蝗成功。此外,对鸟类天敌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八哥、鸥、雀等9次鸟类食虫事件,包括吞食蝗、好妨及未知名害虫等,并下令禁止捕杀益鸟,突出人类对害虫的天敌重视。唐代已出现挖掘蝗卵的史料,并对蝗虫下卵之地的特征及蝗卵化蝗的条件有所认识。因蝗灾破坏农业收成,唐代饥饿的百姓始食蝗。 宋元认为生养万物是天地的本性,人类关爱他人、它物的生存就是保持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把所有的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也要把所有的物看成自己的伙伴。破坏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就会产生害虫。理学家还从求“理”的角度对自然作了探索,朱熹认为人对自然的调谐作用可使五谷丰收,不发生旱蝗灾。但由于宋元祭祀活动盛行,祈禳消灾的观念、行动都较为常见。宋代两次制定治蝗法令,对捕蝗领导、监督、措施、损苗赔偿及捕蝗不力者的惩治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以实现捕蝗的良好效果。金代政府也积极参与捕蝗管理,制定了“坐罪法”,并颁行《捕蝗图》。元代则制定了蝗旱灾害的申、检等制度,使虫灾管理更趋制度化。多次颁布法令,责成地方官于虫蝻生发时扑打、申报。并诏令州县正官通过翻耕或焚烧解决蝗卵问题,以防次年滋生蝗灾。陈旉从气的运行原理认为害虫是气的正常运行受到破坏、偏离常规所致。董煟则主张针对蝗虫早晨沾露不飞、初生不能跳跃的特性捕杀,提出以鞋底蹲地掴搭蝗虫。元代认识到田地荒芜容易滋生害虫,从而主张保持田间整洁,破坏害虫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宋元在继承前代防治技术上有所创新,对深耕耙细防治害虫的原理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禾苗扎根在细实的土壤中,便于吸收水肥等资源,生长茁壮,增强抗虫的性能。陈勇的“地力常新壮”理论主张施肥要因时、因地、适量,庄稼长势旺盛,自然不生害虫。除主要关注传统害虫外,宋元对害桑诸虫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防治方法,值得称道。 随着明清对自然认识的提高及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注重探索害虫原因,并把去除害虫、保护庄稼作为害虫防治的唯一目的。蝗灾可治、应治的观念已为多数人接受。明清注重加强害虫防治制度建设,前者确定官员定期巡视制度。后者则使治蝗更趋制度化,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尽心捕蝗,否则将受到处罚。确定了捕蝗行动的集体协调原则,并责令临近州县协助捕蝗,及时修正了捕蝗行动中存在的弊端。明清对害虫的认识,突出表现在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食物等方面的总结,进一步证明了害虫发生的客观性。具体防治技术多属对前代的继承,运用中更注重实效。明清水旱轮作技术防治害虫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棉稻等轮作,较大程度地改变了环境,抑制了害虫发生。并系统介绍了棉田害虫的种类、防治技术。值得关注的是清末出现以药剂直接杀除农作物害虫的现象,并始用药物合剂,这与以前各代主要用于预防及针对室内、花卉害虫等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害虫观念的某些变化。生物防治也由利用天敌发展到利用鸭等家禽。 因此,借鉴古代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及害虫防治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和谐状态,构建害虫防治的生态伦理观念,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明确害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利用自然控制作用预防害虫；另一方面,在非介入人类干预不可的情形下,尽可能把所有现存技术考虑在内,实行害虫综合防治。
- 元代农业灾害研究
- 作者： 龚光明 日期：2007-06-01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赈济 元代 防治 农业灾害
- 描述：元代农业灾害频繁，几乎各种灾害都发生过。农业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环境灾害三大灾种差异大，各灾种内也极不平衡；它们又有共性，发生频率高，多大灾、连灾及群灾。灾害众多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人为因素，尤其是大规模的屯田和砍伐森林造成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与农业灾害频繁有密切联系；此外，元代的围湖造田、赋税苛重、政治腐败、战争频繁及大量的饥、贫、流民的长期存在等，对农业灾害均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元统治者为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自己的统治，较为重视灾害的赈济与防治。设立了专门的灾害赈济机构和监察机构；制定了惩治赈济不力的官员的法令及具体的制裁标准；规定了灾害申报、检踏、体覆和监察的程序及每年申报灾害的时间；赈济标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赈济方式及钱粮的来源，基本沿袭以前各代，但赈济力度要大于前代，因而其赈济的效果较好。 元统治者灾害的防治意识较强，防治措施既有对以前各代的总结、继承，又有所创新。元代“重农”思想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完全的游牧经济”到“初步认识到农耕经济的重要意义”，再到“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过程。其间制定许多发展农业、限制畜牧业的法令；极为重视农桑，除政府颁布《农桑辑要》外，还有大批农学家著书立说传播农业技术。元统治者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认为“灾害可治”，并认识到“天灾”、“人祸”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灾害防治过程中始终存在“治”与“敬”的矛盾，出现很多禳灾活动，影响了灾害的防治效果。在灾害防治中，耕作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技术等，都有使用，灌溉工具也得以改进与更新。灾害防治方法在当时较为先进，其许多方法在当今仍有意义。元代屯田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否定，但也严重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农业灾害。
- 关中西部冬小麦最优灌溉时期的研究
- 作者： 黄梦琪 郝红科 日期：2016-12-05 来源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产量 灌水量 冬小麦 灌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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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 作者： 黄富成 日期：2007-06-01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 农业技术 汉代 农业生产 政府管理
- 描述：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 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 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 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 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 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 陇中半干旱区施磷与补水对全膜覆盖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作者： 黄凯 张俊莲 王蒂 秦舒浩 王东 日期：2016-12-05 来源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文献类型 ：期刊 关键词：产量 磷肥施用 灌水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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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苏绿洲种植制度演变规律及发展对策
- 作者： 鱼静 日期：2009-06-01 来源 ：新疆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演变规律 发展对策 种植制度 阿克苏绿洲 驱动力
- 描述：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是我国“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尤其在我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给阿克苏绿洲农业生产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应用历史资料分析、统计分析、数学模型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了阿克苏绿洲1978-2007年种植制度演变规律、演变的驱动因子、并对阿克苏绿洲粮食安全进行评价与预测、深入研究阿克苏绿洲种植制度演变发展对策,为阿克苏绿洲建立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种植制度提供了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1)自1978年以来,阿克苏绿洲种植业结构逐渐由以粮为纲向粮、经二元结构发展,直至现在形成了粮、经、果等多元结构发展的新格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持续下降,但是由于单产水平的提高,使得粮食作物总产不断提高;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棉花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稳定;林果种植面积快速增加,产量增加,并建立了全国林果种植基地;复种指数已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1978年的71%增长到2007年的117%,种植模式向多样化趋势发展。 (2)演变驱动因子主要有政府政策指导、社会和市场的需求、高科技水平的应用以及各类物质投入水平的提高,都推动着阿克苏绿洲种植业结构发展演变。县域投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地区农业整体投入水平,阿克苏地区各县(市)农业投入水平差异较大,表现在:库车县、新和县、阿克苏市投入水平高,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与农作物产出相关系数大;乌什县、拜城县、沙雅县、柯坪县投入水平低,现代化程度低,与农作物产出相关系数小,但其农业物质投入发展潜力大,应为阿克苏地区重点投资对象,以提高阿克苏地区整体农业现代化水平。 (3)建立了数学模型并对目前阿克苏绿洲粮食安全性状进行了分析,在1986年以前,耕地压力大,对粮食安全有很大影响,而从1986年以后,耕地压力减小,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水平有所保证。未来到2015年,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必须保证粮食耕地面积保持在180千hm2左右,保证粮食总产达到98.26万t。 (4)以优化种植制度的原则提出阿克苏绿洲种植制度发展对策: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下,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合理布局作物,扩大复种指数,实施种植模式的转变,大力发展立体多熟种植,以科技发展带动种植业发展,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 唐代西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变动研究
- 作者： 魏昀 日期：2009-05-01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唐朝 疆域 羁縻府州 屯田 交通
- 描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之一。唐王朝近三百年历史,在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国家的疆域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国家的疆域处于一个不断扩展的时期,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曾一度到达今天的中亚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国家疆域的范围达到了空前规模。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形势急转,中央政府抽调边兵前往内地参与平叛。吐蕃势力趁唐朝西北边备空虚之际,不断蚕食唐土。唐军虽然组织了抵抗,但面对日益强大的吐蕃,已是强弩之末。到唐后期,陇右地区几乎都被吐蕃占有,双方的边界仅维持在陇山一线。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唐初西北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自然地理概貌和民族政权的分布情况:第二部分论述太宗至高宗朝疆域扩展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唐初进军西域之初、西突厥旧地的羁縻府州化和葱岭以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化三节;第三部分论述武周至安史之乱前疆域稳定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驻防体系、政治地理格局分析和安史之乱前疆界的伸缩三节;第四部分论述安史之乱后疆域退缩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安史之乱对西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归义军献图归唐与疆界西移两节;第五部分论述政治地理格局变动与经济交通的关系,包括唐代西北屯田和西北交通两节。通过以上五部分的论述,重点探讨疆域变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唐政府在对陇右地区实行有效统治时期的行政建置和驻防体系、以及民族关系对疆域变动的影响等问题。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亚欧大陆是唐、吐蕃、大食三方竞相角逐的时代。从太宗到玄宗开元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疆土不断西进,最强盛时包括今天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都纳入到了唐朝的势力范围,并在葱岭东西建立了羁縻统治体系。此时的唐朝疆域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一是长安和洛阳所在的两京地区,作为帝国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所在,又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二是都城四周全国范围内编户齐民的正州,这些地区是中央政府的财富来源地:三是唐在边疆地区建立的羁縻府州系统,成为与周边民族政权对立时期的军事缓冲地带。这一时期,吐蕃登上了历史舞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后,吐蕃实力逐渐壮大。吐蕃崛起并不断侵扰唐朝,为抵御侵略,维护陇右河西地区的安定,唐朝实行了积极的防御政策,有效的阻止了吐蕃的不断进攻。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抽调安西兵力前往内地平叛,造成边备空虚。吐蕃先后攻陷了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甘、肃、瓜、西州以及北庭都护府,趁机占有了唐朝的大片领土,陇右地区几乎全部被吐蕃占有,使唐后期的西部边界仅维持在陇山一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唐朝方面从高祖到玄宗开元时期,国力处于上升阶段,开元时达到鼎盛,较之大食和吐蕃的实力,唐朝占有明显的优势,吐蕃虽然偶尔有侵扰唐朝边地的举动,但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崛起的大食与唐帝国发生了正面的军事冲突,四年之后的安史之乱,更使得唐在与吐蕃、大食的角逐中的优势不复存在。由此,唐朝在政治军事上开始处于“守势”,已不能与唐前期的国家实力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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